专家解析：三孔布武陽地名的历史背景及文化内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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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：戰國晚期趙國三孔布幣地名“武陽”，古文字學者多以爲是趙孝成王十九年（前247）燕、趙易地的武陽，即今河北省易縣的燕下都；趙、燕兩國璽印兵器銘文中的“武昜（陽）”地名，也多被認爲是燕下都。這些意見都不可信。將燕、趙易地的武陽推定爲燕下都，完全不符合戰國末年燕、趙兩國的疆域形勢，北朝之前也未見燕下都稱作“武陽”的記載，兩國易地的武陽應位於葛、平舒之間，即今河北省高陽市、任丘市境内；戰國時期燕國璽印文字中既有“武垣”也有“武陽”，以往把燕國“武陽”視爲《漢書·地理志》涿郡武垣縣的意見同樣不能成立；趙國的武陽就是《趙世家》孝成王十一年收歸鄭安平封邑之“武陽”、趙國三孔布幣與璽印中的“武陽”，即《水經·濁漳水注》長蘆水的武陽城，在今河北省冀州市小寨鄉。

關鍵詞：三孔布幣；武陽；燕趙易地；燕下都；武垣

三孔布是戰國晚期的趙國鑄幣，已成學界共識。西安金泉錢幣博物館收藏有一枚面文“武陽”、背文“一兩”的三孔布幣（圖1），黄錫全先生在介紹這枚三孔布時，認爲幣文“武陽”就是《史記·趙世家》“（孝成王）十九年，趙與燕易土：以龍兑、汾門、臨樂與燕；燕以葛、武陽、平舒與趙”之“武陽”，在公元前247年以後屬趙。不過，黄先生並未指明“武陽”地望所在。

趙、燕易地的武陽之外，《趙世家》還有孝成王十一年“武陽君鄭安平死，收其地”的記載，舊注未解釋鄭安平封邑所在。趙、燕易地之“武陽”方位，歷代注解《史記》者也未提及。目力所及，最早做出解釋的是錢穆先生。錢氏注意到《水經·易水注》稱燕下都爲“武陽”，認爲《趙世家》武陽君鄭安平的封邑、趙燕易地之“武陽”都是燕下都，在今易縣東南。此後，曲英傑、楊寬、雁俠、繆文遠先生等也提出了類似看法，應該都受到了錢氏的影響。

不知是否同樣受到錢穆看法的影響，2003年李學勤先生討論“武陽”三孔布時，把幣文“武陽”與《易水注》之燕下都“武陽”聯繫起來，認爲“武陽”三孔布的鑄造時間是在公元前247年趙國獲取燕下都之後。至此以後，三孔布“武陽”即燕下都的看法被古文字學論著采納，成爲最通行之説。

除了“武陽”三孔布幣，戰國文字資料還見有三晉系的“武陽司寇”（《珍秦齋藏印·戰國篇》官印009，圖4）、“武陽莖兵”（《古璽彙編》3445）、“武陽”戈與“武陽右庫”戈（《銘像》16441、16701）以及易縣燕下都出土（《金文分域編》）的燕系“武昜都遽馹”（《衡齋藏印》，圖3）等資料。黄盛璋先生認爲，燕璽“武昜”即趙、燕易地的武陽，武陽原爲燕地，與趙相近。吴振武先生定“武陽司寇”璽爲趙國官印，認爲璽文“武陽”即燕下都武陽，也就是《趙世家》趙、燕易地的武陽。可見古文字學者在考釋趙、燕兩國銘文中的“武昜（陽）”地名時，大多認爲趙、燕兩國的“武陽”即兩國易地的武陽，即今河北易縣的燕下都武陽。

若仔細考辨，“《趙世家》趙燕易地之武陽即燕下都”的説法缺陷很大。《水經·易水注》對武陽記述如下：

易水又東逕武陽城南。蓋易自寬中歷武夫關東出，是兼武水之稱，故燕之下都，擅武陽之名。左得濡水枝津故瀆。武陽大城東南小城，即故安縣之故城也。······高誘云：“易水逕故安城南外東流。”即斯水也。誘是涿人，事經明證。今水被城東南隅。世又謂易水爲故安河。

這裏雖明確提到燕下都又作“武陽”，但這一説法晚出，未見北朝以前存在以“武陽”稱呼燕下都的證據。尤爲值得注意的是，燕下都在漢代以後一直被稱爲“故安”，故流經燕下都城南的易水又有“故安河”之稱。戰國時期，燕下都是否被稱爲“武陽”很值得懷疑。

其次，很多證據表明，燕國直到滅亡前夕仍然牢牢控制着燕下都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曰：“（二十年）使王翦、辛勝攻燕。燕、代發兵擊秦軍，秦軍破燕易水之西。”《史記·燕召公世家》曰：“燕見秦且滅六國，秦兵臨易水，禍且至燕。”秦滅趙後，與燕國以易水之燕長城爲界，地處易水以北的燕下都，自然在燕國境内（圖5）。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載燕太子丹送别荆軻之場景：

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。至易水之上，既祖，取道，高漸離擊筑，荆軻和而歌，爲變徵之聲，士皆垂淚涕泣。又前而爲歌曰：“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”

太子丹與荆軻於易水分别。後世易水沿岸保留有多處與荆軻有關的遺迹。《易水注》曰：“易水又東歷燕之長城，又東逕漸離城南，蓋太子丹館高漸離處也”；“濡水又東南，逕樊於期館西，是其授首於荆軻處也。濡水又東南流，逕荆軻館北，昔燕丹納田生之言，尊軻上卿，館之于此。”這些有關荆軻的遺迹均在燕下都周邊，可證燕國滅亡前夕，燕下都仍屬燕國。朱本軍先生提出，戰國末年燕國史事“都與‘易水’相關，可見遲至公元前228年，燕國仍有易水以北之地，燕下都武陽仍屬燕是無疑的”。此懷疑很有道理。

李學勤先生在引述《易水注》時，已注意到這些史事和易水沿岸有關荆軻的遺迹，其云：

武陽似乎並未長歸趙國所有。燕王喜二十三年即趙王遷四年（公元前232年），在秦爲質的燕太子丹逃回本國。二十八年（公元前227年），秦滅趙，虜趙王遷，兵臨易水，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，如《易水注》所説“遺傳舊迹，多在武陽”。可見，此時武陽又在燕國手中了。趙有武陽，充其量不到二十年，“武陽”三孔布便鑄於其間。由此足見，這一類布，確實是最晚的趙幣。

李先生認爲，燕下都屬趙國只有很短的時間，很快就重歸燕國了。其實，這種可能性並不存在。燕下都作爲燕國陪都、南方門户，其政治地位、軍事地位非同尋常。趙孝成王十九年的武陽入趙，是燕國主動交易的結果。如果燕國將燕下都送給趙國，等於將易水燕長城之天險拱手相讓，使得燕國南方門户大開，揆之情理，斷無可能。從趙孝成王十九年趙國出讓的城邑來看，趙國交出了龍兑、汾門、臨樂三城，裴駰《集解》引徐廣曰：“龍兑、汾門在北新成。”張守節《正義》以爲“龍兑”在唐代遂城縣西南二十五里之龍山，約在今滿城縣大册營鎮。《水經·滱水注》徐水所經之“龍門”亦在附近。汾門，見於《易水注》，在今保定市徐水區遂城鎮。臨樂，以往誤認爲是《漢書·地理志》涿郡臨鄉侯國，此“臨樂”乃《水經·滱水注》濡水所經之樂城，北魏樂鄉縣，在今保定市清苑區石橋鄉。可見這三城皆在徐水沿岸，地處易水燕長城以南。趙國顯然是把燕長城以南的城邑送給燕國，燕國由此把南部邊界推進至徐水一綫，從而增加了南部邊防的戰略縱深。

趙孝成王十九年的這次易地的結果，使得燕趙兩國大抵以徐水分界。這條分界綫在後世也相當穩定。西漢初年，劉邦伐燕王臧荼，“（酈）商以將軍從擊荼，戰龍脱，先登陷陣，破荼軍易下”。“龍脱”即《趙世家》之“龍兑”。又《漢書·地理志》曰：“（燕地）南得涿郡之易、容城、范陽、北新城、故安、涿縣、良鄉、新昌。”其中涿郡北新城，於《漢書·地理志》屬中山國，可知北新城本爲燕國之地。這表明西漢初年燕國、趙國分界仍然在徐水一綫。該分界也是東漢幽州涿郡與冀州中山國的分界，《滱水注》載徐水上游之東漢熹平四年（175）所立幽、冀二州界碑可爲證。

在趙孝成王十九年的趙燕易地過程中，燕國已得到易水以南的大片土地，把邊界推進到徐水一綫。在這種背景下，燕國何以又把易水之北的燕下都送給趙國？此舉不僅使燕國構築徐水一綫邊界變得毫無意義，而且趙國也難以跨越徐水去管理燕下都。可見，把《趙世家》趙燕易地之“武陽”理解爲燕下都，完全不符合戰國末年燕趙兩國的疆域形勢，不可信從。

周振鶴先生應該也意識到了這種説法的不合理性，故其在分析趙孝成王十九年燕、趙易地之地理形勢時説：“武陽，史籍失其所在，當然不會是《水經注》中的武陽（故燕下都），很可能是《漢志》涿郡之武垣。······武垣位於高陽之南，則趙孝成王十九年燕既以高陽予趙，亦必同時將其南邊的武垣予趙無疑。”

周先生認爲《趙世家》之“武陽”應爲《漢書·地理志》涿郡武垣縣。然此看法存在缺陷。《史記·趙世家》孝成王七年“武垣令傅豹、王容、蘇射率燕衆反燕地”。周先生説：“可見武垣本屬燕，後歸趙，故孝成王七年又返燕。”史書明載“率燕衆返燕地”，應是武垣縣的燕人回歸燕國，而武垣縣仍然留在趙國。周先生對《趙世家》這句話的理解並不準確。由於趙孝成王七年武垣縣仍然屬趙，十九年燕國送給趙國之“武陽”自然不會是武垣縣。另外前面提到，戰國時代燕國文字資料見有“武昜都遽馹”，應即《趙世家》燕國送給趙國之“武陽”。而燕國的璽印、銅器銘文中還見有“武垣都市鍴”（《古璽彙考》第90頁，圖2）、“武垣瞏”（《銘像》19328“小器”）。可見燕國所置的武陽縣、武垣縣不是一地，不應把《趙世家》“武陽”與《漢書·地理志》“武垣”直接對應。

那麽，燕國的武陽縣究竟在哪裏？重新分析趙孝成王十九年燕趙易地之地理形勢，可大致限定此“武陽”所處的地理範圍。趙孝成王十九年的燕趙易地，趙國送給燕國的龍兑、汾門、臨樂都位於徐水沿岸，地理分布特徵明顯。而燕國送給趙國的三個城邑，同樣也帶有鮮明的地域特徵。葛，見於《滱水注》，即今河北省安新縣安州鎮。平舒，周振鶴先生以爲《漢志》勃海郡東平舒，即今天津市静海縣陳官屯鄉西釣臺古城。這兩座城邑都分布在滱水南岸。可見，該年燕趙易地，乃是趙國把徐水沿岸的城邑送給燕國，用於交换滱水以南的燕國城邑，從而使兩國大致形成一條沿徐水—滱水分布的邊界綫。由此判斷，燕國的武陽必然也位於滱水以南。

《趙世家》孝成王七年“武垣令傅豹、王容、蘇射率燕衆返燕地”，該年武垣縣仍屬趙國。由此推斷，趙孝成王十九年燕國送給趙國的武陽，應在武垣以北。戰國至漢代的武垣縣在今河北省肅寧縣窩北鎮雪村。燕國之武陽縣，即位於今肅寧縣窩北鎮以北，燕長城以南的地域範圍内，在今高陽縣、任丘市境内，正在燕國之葛、平舒兩城之間。

朱本軍先生曾推斷《趙世家》趙燕易地之“武陽”可能在今河北任丘市東北，郭聲波先生也曾有類似的意見，正在本文所考訂的地域範圍之内。朱先生做出這一判斷的依據很有問題。他自稱依據雁俠《先秦趙國疆域變化》，還特意注明“此史料未找到典籍原文記載”。爲方便讀者，現將雁俠原文相關内容迻録於下：

武靈王十二年（前314）······趙以河東地向齊换取燕之河北地（原注：中山王墓銅器銘文），趙失去的河東地應包括高唐，趙换得的燕地應包括武陽（今河北省易縣東南）、鄚（今河北省雄縣南）、易（今雄縣西北）等地。因趙孝成王曾封秦降將鄭安平爲武陽君（原注：《戰國策·趙策三》）。前294年，趙又給燕鄚、易二地，换得的燕地亦應有河間、滄州一帶。

雁俠明確提到武陽在今易縣東南，亦即燕下都。朱先生顯然誤讀了雁俠的文意，僅據雁俠文中提到的鄚、易，就推測武陽在鄚縣附近。他的結論雖與本文考定結論基本吻合，但實無文獻依據。

綜上，《趙世家》趙燕易地之“武陽”絶非燕下都。戰國時代的燕下都一直處於燕國的控制之中，從未歸屬過趙國。《水經·易水注》把燕下都稱爲“武陽”，是魏晉以後的情況，並不能逆推至先秦。《趙世家》趙燕易地之“武陽”應在戰國時代之武垣縣以北，燕長城以南的地域範圍内，與葛、平舒相近，約在今河北省高陽縣、任丘市境内。

既然把《趙世家》孝成王十九年趙燕易地之“武陽”理解爲燕下都的意見不能成立，那麽三孔布“武陽”以及前文提到的“武陽司寇”官璽、“武陽右庫”戈等資料中的“武陽”在哪裏？這就得提及趙國接收燕國“武陽”之前已有的另一處“武陽”，也就是《趙世家》孝成王十一年“武陽君鄭安平死，收其地”之“武陽”。對此“武陽”地望，歷代注解《史記》者亦無論説。錢穆以爲《趙世家》孝成王十一年之“武陽”與孝成王十九年燕趙易地之“武陽”爲一地，都是燕下都。前文已論，燕下都在入秦之前皆屬燕國，故鄭安平受封之“武陽”絶非燕下都，而且也不會是孝成王十九年燕趙易地之“武陽”，因爲這個武陽在趙孝成王九年鄭安平受封武陽君之時尚非趙國所有。趙國絶不可能用燕國的武陽去分封鄭安平。

趙國的“武陽”在傳世文獻並非無迹可循。《水經·濁漳水注》云長蘆水“又北逕安陽城東，又北逕武陽城東，《十三州志》曰：扶柳縣東北有武陽城，故縣也。又北爲博廣池，池多名蟹佳蝦，歲供王朝，以充膳府”。這裏的安陽城即今河北省冀州市小寨鄉南安陽城村、北安陽城村，博廣池即今衡水湖。由此推知地處兩地之間的武陽故縣，即今冀州市小寨鄉南良村、北良村。《魏書·地形志》冀州長樂郡信都縣自注“有武陽城”，即此地。該武陽縣不見於《漢書·地理志》《續漢書·郡國志》，很可能是西漢初年置縣，即承繼自戰國時期趙國武陽縣。與這個武陽縣地理位置相近的扶柳、辟陽等都已見於“辟陽畋”官印（《仞庵集古印存》）、“夫酉（扶柳）”三孔布幣等趙國文字資料。這一帶在戰國時期一直屬於趙國領土，故武陽君鄭安平的封邑可安置在這裏，趙國三孔布幣面文也可標上這個“武陽”地名。

僅鑄有“武陽”地名的兵器年代，按黄盛璋先生的意見，可斷在三晉各國實施“物勒工名”制度之前的戰國早期，而“武陽右庫”戈則是“物勒工名”初創階段的戰國中期之物。這兩件帶有“武陽”地名的兵器如確是趙國之物，則趙國武陽地名的出現時間可提早至戰國早中期，可進一步佐證那時趙國已有“武陽”地名。

戰國文字中的部分地名不見於同時期的文獻記載，卻可與西漢時期傳世文獻、出土文獻的内容繫聯。如《趙世家》載“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”，但廉頗的封邑尉文不知所在，而《史記·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》載漢武帝元朔二年（前127）封置有趙王子尉文侯國，肩水金關漢簡73EJT1:32有“田卒趙國尉文翟里”的内容，可見尉文确在趙國境内；見於趙國三孔布幣的“封氏（斯）”與“新處”等（《貨系》2486、2487），分别見於《漢志》常山郡、中山國，《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》中則有趙王子封斯侯國、中山王子新處侯國等，都可與三孔布幣“武陽”、《水經注》長蘆水之武陽故縣作類比。

最後總結本文基本結論如下：戰國時期趙國、燕國皆有武陽縣，燕國璽印“武昜都遽馹”之“武昜”即《趙世家》趙孝成王十九年趙燕易地之武陽，約在今河北省高陽縣、任丘市境内；趙國武陽縣即《趙世家》孝成王十一年收歸鄭安平封邑之“武陽”、趙國三孔布幣所見“武陽”，在今河北省冀州市小寨鄉南良村、北良村。燕下都稱“武陽”時代甚晚，且該城邑在戰國時期一直位於燕國境内，與燕國、趙國之“武陽”皆無關係。以往把燕國“武陽”視爲《漢書·地理志》涿郡武垣縣的意見同樣不能成立。

文章作者：吴良寶 馬孟龍

文章来源：《文史》2022年 第4期

选稿：黎淑琪

编辑：刘 言

校对：宋柄燃

审订：邹怡思

责编：黄海红

(由于版面有限，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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